兽王传说-约翰W道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场种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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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西方盟国的公众意识中,没有与“好德国佬”对应的日本人;而与此同时,日本人自己也开始过度地强调他们的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性。与日本人的敌手在宣告“为民主而战”时所奉行的歧视一样,日本人也同样陷入了一张自相矛盾的网。

  我们把亚洲的战争考虑进去时,就会明显发现,无论是反犹太主义还是白种至上论,在其更广泛的表现形式上,二者都不足以阐明种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面影响。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日本人在美英两国比德国人更遭受公众的憎恨,当代观察家对此没有任何争议。在美英两国,德国人与日本人被视为互不相同的种族,甚至是互不相同的物种——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观念。在西方盟国的公众意识中,没有与“好德国佬”对应的日本人;而与此同时,日本人自己也开始过度地强调他们的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性。与日本人的敌手在宣告“为民主而战”时所奉行的歧视一样,日本人也同样陷入了一张自相矛盾的网,那就是他们在鼓吹解放的同时创建了新的殖民等级制度;他们公开表示支持广泛的、包括一切的泛亚主义的同时,歌颂他们的绝无仅有的皇道荣耀。

  与亚洲战争随行的种族主义影射攻击性词语与形象化描述,常常是极端的形象生动与过度的蔑视。例如,西方盟国一贯强调日本人“亚人类”的本性,并惯常地借助猿猴与害虫形象来表达日本人的这种“亚人类”本性;他们采用的更缓和些的鄙视方式是将日本人描绘成生而下等、必须根据原始主义、孩子气的、集体精神错乱与情感缺陷方面来理解的男人们与女人们。漫画家、流行歌曲作家、制片人、战地记者与一般的大众媒体,他们普遍都抓住这些形象——社会科学家与亚洲专家也是如此,他们尝试分析战争中日本人的“国民性”。正是在战争初期,所谓下等的日本人像旋风般地席卷了西方盟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俘获了数十万盟军俘虏,于是另一个成见固定下来,深入了人心:那就是日本超人,他们具有难以置信的训练方法与战斗技能。亚人类、非人、低人一等与超人——所有这些用语都缺乏将日本敌人视为与自身相同的人类的观念。此外,为了加强日本人是威胁性极大、绝无仅有的卑劣的敌人,是应该决不留情、几乎需要彻底铲除的敌人的信念,我们可以列举出日本人从暴行到自杀性战术行动等层出不穷的证据。

  日本人所依赖的那种把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刻板表达方式和生动的视觉图像,在表面上是相当的与众不同。日本的领导人与思想家们,他们持之以恒地肯定日本人的种族、文化中独特的“净化”,并将战争本身——最终大规模的死亡——视为个人与集体净化的行动。在战时日本人的想象力中,美国人、欧洲人作为形象的妖怪、恶魔与魔鬼而存在,日本人只要指出对日本城市的轰炸(或对美国黑人的私刑),就能证明这种比喻说明恰如其分;而为了说明他们命中注定将成为“指导民族”(leading race),日本人也回过来再谈“合适位置”(proper place)的理论,长期以来,这一理论一直被用来对日本社会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关系进行合法性解释。

  盟军与日军双方有关敌人的占主导地位的这些看法,本身就是相当有趣的观点,而当人们意识到即使在抛开亚洲地区冲突的情况下,这样的看法依然独立存在时,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有趣了。当然,不论是成见还是辩解,都被用来为他们与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与日本人,或其他亚洲民族自身的确没有一点关系辩护,然而,它们是与总体上不公平的人类关系相关的典型的形象化描述,并且其根源都溯源至数个世纪前。例如,西方盟国将日本人称为“黄祸”那种发自内心的仇恨情绪,这在20世纪开始之前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毫不掩饰地反对“黄种人”的种族仇恨贯穿了整个战争过程,这种种族仇恨的粗俗性与普遍性同样令人震惊地联想起猿人形象化的普遍流行,然而,“黄祸”观本身却起源于更早的数世纪前。有许多战争和种族词汇主导了日本的白种敌人的宣传,这些形象有猿人、小男人、原始人、孩童、疯子、展现了特殊能力的生物等,它们在西方思想中的谱系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并且在欧洲人与非洲黑人及西半球印第安人的早期接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修辞中,日本人是如此的“独特”,这事实上被强加上了欧洲人、美国人数世纪以来在征服新大陆、进行奴隶贸易、美国的印第安人战争、美国煽动反对中国移民、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扩张,以及20世纪初美国占领菲律宾的过程中施加在非白种人身上的沉重的种族偏见。此外,19世纪的西方科学也进一步加深了这些种族偏见。

  事实上,这些表明优等与劣等的具有倾向性的惯用语,归根到底超出了种族的限度,并大体上代表了自我与他者的刻板表达方式,这在日本人一方的情况也是如此。日本人从中国继承来的儒家经典中发现了“合适位置”,他们的“净化”观包含在日本本土神道教的宗教仪式中。不那么明显地,日本人对美国人、欧洲人做出的反应也受到民间信仰中有关陌生人与外来人,以及受到对日本人要么仁慈、要么毁灭的模棱两可的神或恶魔神力的强烈影响。在战争期间,日本人甚至将他们最喜爱的一个民间故事,变成了日本人命运的寓言与种族关系的范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区被忽视的这些方面,不仅说明了种族与军事思想的整体模式,它们同时还提醒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区的战斗是多么的残酷无情。正是在西方战地记者常见的观察报告中,太平洋上的战斗与欧洲战场相比,前者要野蛮得多、残酷得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格杀勿论、不留俘虏与战斗到底,这些都是出现在战争前线的常用语,在战争最后的这一年,甚至到了日本战败十分明显、败局已定的1944年中期,这样的态度导致了交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放弃残酷杀戮。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学者们对正式文献的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渐渐地变得模糊,人们非常容易地忘记了震撼心灵的情感,也忘记了在国内与海外的这场战争中对所有的战争实际参与者形成支配,以及在当时对若干军事行动和决策产生影响的纯粹的种族仇恨。种族偏见与歧视常常扭曲了日本人与盟军对敌人的意图和能力的评估,种族仇恨助长了暴行,暴行反过来煽动起种族仇恨的火焰。他者的非人性化对扩大便于杀戮的心理距离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不仅是在战场上,也在远离真实战争场景的军事家所采取的作战方案中。例如,他者的非人性化,毫无疑问地推进了使平民成为遭受常规武器与核武器集中打击目标的决策。以无数种不一样的方式,战争用语与种族语言结合在了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不只是反映了战争的野蛮,也有助于加深在相互完全敌对的敌手之间名副其实的二元对立斗争的想法,而敌对双方对这样一种想象力做出的自然反应,即是彻底地铲除对方的强迫观念—双方进行了一场毫无怜悯的战争。

  可是,尽管如上所述,双方的确具有共同之处,其共同之处不仅包括种族仇恨与狂怒的军队,也包括在战场上的勇气与对和平的梦想。“合适位置”的理论依据与同样从身份、不平等,以及从劳动与报酬的层级划分角度观察世界的西方思维方式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通过战争净化自我,作为被精心培育的大和民族神秘性中如此显著的部分,也是在西方与亚洲其他地方常常得到提倡的理想,在这些地方的政治与思想家发起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活动,激情燃烧的爱国者期盼着一场圣战,军国主义者高度赞扬生死搏斗的净化性质。战争各方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揽将另一方指责为“兽性”的特权,尽管西方人在表达方式上拥有一系列更复杂的比喻。

  甚至面对生死时最基本的态度——这个许多参与这场战争的日本人与西方人宣称存在根本差异的态度,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进行推敲,可以证明日本人与西方人在生死面前的态度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异。许多日本士兵战死而不是投降,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战死外别无选择,这不仅由于来自他们自己一方的压力,也因为盟军没有兴趣接受俘虏。在战争来袭的第一波冲击中,盟军遭受了屈辱性的战败与大规模投降,之后盟军士兵也几乎从不主动投降。的确,太平洋地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战争本质,迅速使任何一方的参战者在决策个人生死方面几乎变得毫无选择余地。事实就是如此,日本的指挥官与思想家们试图将战斗至死变为一种崇拜,他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可以从日本帝国陆军在某些战役中疯狂的自杀性进攻,以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日本创建特殊的敢死队,例如神风特攻队上看到这方面的极大成功。而西方人也颂扬士兵战斗至最后关头,有几个这样的实例可以说明。盟军的最高层领导者,其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确实曾命令其麾下的指挥官们决不投降。甚至当美国人蔑视战斗到最后一名士兵的日本人且几乎将他们视为另一种生物物种时,他们对自己大规模的失败——例如阿拉莫之战与小大角战役怀有感情,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最受欢迎的好莱坞电影之一是《马革裹尸还》——这部由埃罗尔·弗林主演的纪念卡斯特最后抵抗战役的影片。

  在亚洲最激烈的战争中,这些有着共同基础的观点被忽视了,敌人的行为被视为无与伦比的极端可憎,暴行问题在各方对他者的看法上都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野蛮的日本人在中国、整个东南亚,以及对盟军俘虏的暴虐行径,这些全都作为敌人与生俱来的残暴行为的证据被提供出来。日本人以相同的方式,通过宣传恐怖的战场行为,比如盟军收集日本人的头骨与骨骼,以及对盟军恐怖轰炸日本平民还完全自认为正义的反应,激起日本民众对盟军的仇恨。有关敌人暴行事实依据不足的谣言总是会得到盛传,并激起对敌人的狂热仇恨,这正是在生死搏斗时的传统智慧。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因为事实上暴行紧随战争就像胡狼紧随受伤的野兽一样。政治宣传常常采取的骗术不是去虚假宣扬敌人的暴行,而是道貌岸然地将这种暴行描述成另一方所特有的行为。虽然对二战亚洲战场上存在的被称为残暴事件的细节、不断变化的合理的战争目标的定义以及火力与空中力量的新技术如何改变现代世界中暴行的含义都有讨论的余地,但正如没有人可以回到卡斯特与小大角战役、没有人可以目睹双方的战争是多么残酷一样,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做出这样的承认——交战双方在太平洋战争中都发生了残暴的行为。这样的暴行与对这些暴行所进行的宣传,形成了导致战争仇恨、种族仇恨以及数十万条生命死亡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如果将日本平民和其他亚洲人的死亡也计算在内,那么,死亡总人数将达到数百万人,甚至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后,死亡仍然持续了很久。

  从各个角度盾,“种族战争的模式”变得像一本反复擦写的抄本,不断揭示出意想不到的、直至今天仍然被层层遮掩的经历。久远的语言片段与图像被拖到了表面。我们发现残酷的话语和最残酷的行为——战争和杀戮密不可分。原先被视为实证观察的内容只不过表明其充斥着虚构、偏见与一厢情愿,表面上看似完全归于“种族”的类别被扩展到了“他者”这个更宽泛的大类下。

  (本文摘选自《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 著,韩华 译。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刊发时对英文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文中配图系出版社提供。)

  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哈佛大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近现代日本史和美日关系,是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著作多次获包括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重要学术奖项。他的《拥抱战败》获普利策奖。

  韩华,四川隆昌人,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曾出版专著《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罪证——从东京审判看日本侵华鸦片战争》;译著《孔门理财学》《审判山下奉文:战争罪与指挥官责任》等七部。曾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日本侵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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